丹凤位于秦岭东段南麓,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,北部玉皇尖海拔2057.9米;南部雷家洞海拔412米,最大相对高差1645.9米。处北纬33°21'32"至33°57'4"、东经110°7'499″至110°49'33″之间。县城设于“百艇千蹄”、“南北辐辏”的水旱码头龙驹寨。距省会西安190公里,居商洛地区中部,总面积2438平方公里(耕地23.6万亩),东西长62.1公里,南北宽65.5公里。气候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半湿润山地气候区,人口28万。历史上系商国、商邑、商县、商洛县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金代撤县属商州,明设巡检司,清建州同衙门,民国初设县佐公署,后建设治局。1949年6月1日,建丹凤县(因县城襟带丹江,背依凤冠山得名)。
    (一)
    六千多年前,这儿出现先民聚落。四千年前,舜因契佐禹治水有功封商,即古商国,系商地建置之最先。
    契孙相土在商国发明马拉车,使其国贸易日盛,遂称商国人熟操之业为商业。
    周成王代(前1115～1079),黄帝二十五子之昆孙商高封于商。高精数学,衍其说为《算经》,为现存文献中最早使用“勾股定理”者。
    周昭王于五十年(前1002),曾率军亲征出武关伐楚,反映丹凤县陆路交通发展之早。
    在变法的大潮中,秦孝公十一年(前351),先于建都咸阳城前一年,在“秦头楚尾”的本境筑起商城。为商地城建之肇始。秦孝公二十二年(前340),中国历史上著名改革家商鞅封于商,使商地成为变法首善之区。
    春秋战国前荆州贡赋送达冀州,即利用丹江航运,并在境内水陆换载,是为丹凤水路交通早兴之证。
    唐、宋曾在本境采铜铸币,以取代江淮七处钱监,为一方矿冶之发轫。
    明天启初(1621),即于“龙驹寨立税司”,清代厘金岁额曾居“全陕之冠”。
    汉口邮电总局于清道光末(1850)即在龙驹寨建立支局,之后商县、洛南、商南、山阳始建邮柜,皆辖于龙驹寨支局。
    清末,龙驹寨即引进意大利先进的酿造技艺,创办了西北最早的葡萄酒厂。
    清末境内新学渐兴,即于龙驹寨创办两等学堂。民国七年(1918)县佐陈时臬在盐帮会馆创建龙驹寨国民女子学校。由是境内人文蔚起,三十年代本境出洋留学者达十余人。其中,陈建晨(女)卒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部,回国历任中国、民国、朝阳等大学教授,中央立法委员;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。
    一些人眼中的黄草白茅,穷乡僻壤之地,竟有诸多开启一方先河之人事,足可增乡人之历史自豪感。
    (二)
    丹凤地处“秦楚咽喉”,史称“关中门户”、“陕南锁钥”。弹丸之区,千岭屏障,万溪襟带,幽林菁谷,最易伏戎,故成为历代兵家用武之地。素有“盘龙卧虎逐鹿地”之誉。
    汉刘邦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十万之众,克武关,经商山,入咸阳,定帝业;绿林军过本境,陷长安,灭王莽;赤眉军亦经本境攻入长安。唐末,黄巢率十五万义军自长安退入商山。宋代,商山饥民举张海、郭邈山、李铁枪为首,揭竿起义,破州克县,纵横千里。明未张献忠克龙驹寨;李自成多次转战并整军于境内。清代,白莲教义军在王聪儿(女)等人率领下鏖兵本境历三年之久;太平军、捻军十万余众先后多次入境;义和团在龙驹、商洛镇、棣花遍设拳场。
    清光绪三十年(1904),于右任任商州中学堂总教习,启迪了境内民主意识。继而,龙驹寨人马骧返乡组建同盟分会。为辛亥革命在当地的成功,奠定了思想、组织基础。
    1927年,中国共产党陕甘区委即在龙驹寨设立特别支部。为境内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之肇端。翌年,刘志丹在本境马家坪建农协分会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运动。1932年,徐向前等率红四方面军、贺龙等率红三军先后入境。1934年,程子华、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入境,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(苏区)。中国工农红军的金戈铁马,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本境的统治。王柏栋由陕北返回故乡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,领导家乡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。1939年,巩德芳、薛兴军等在茶房通过武装反击,改编常备队,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商洛第一支抗日武装,后为商洛游击队的主要骨干。1946年,郑位三、李先念、王震等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,自中原突围入境,在商山左侧大峪沟垴宣布建立豫鄂陕革命根据地(边区),汪锋任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。下辖5个专署,20多个县级政权,此根据地的建立,牵制国民党军十余万众,减轻敌进攻延安的压力,为华北部队的集结,赢得时间、空间,从而促进了次年的大反攻,为解放全中国作了重大贡献。自1927～1949年,数以千计本籍和非本籍的革命战士、人民群众为了解放这块圣土,断颈决腹,碧血长埋于商山丹水,以其闪光的生命名垂青史,焜耀千秋。
    丹凤是鄂豫陕“苏区”和豫鄂陕“边区”的发祥地。丹凤人民有抗暴自强、革故鼎新的光荣传统,继推翻“三座大山”之后,今天正为振兴丹凤经济在拼搏。
    (三)
    毛泽东主席曾手书《再宿武关》,其中有“乱山高下入商州”的名句。清代郑燮有“云掩商於万仞山”的佳咏。境内北有蟒岭,中有流岭,南有鹘岭,相间丹江及其主要支流银花、武关、老君三河,岭谷交错,呈“掌状”地貌。山石嶙峋,岩崖嵯峨。
    多山,行旅不便,信息不灵,视野不宽,耕地不广。然,多山亦多宝,有丰富的野生资源。历史上曾称商地“郊野之富,号称近蜀”。
    就兽族言,据近年普查有40余种,开发价值之较大者首推鹿、麝,此类资源为平川所望尘莫及。本县五十、六十年代曾在峡河办獐子场。鹿、麝性善易驯,食草易养,麝香、鹿茸经济价值极高。鹿全身是宝,为最佳补品,可用作“食疗”。野味,代表现代饮食结构之新潮,有广阔开发前景。
    就鳞甲言,葛洪《抱朴子·金丹》称,丹江产“丹鱼”,江以鱼名。古人《咏龙驹寨》诗云“历历山川连楚豫,纷纷商贾杂樵渔”。迄今,境内尚不乏鲫、鲇、鲂、鲤、白条、红丝、虾、蟹……而最有开发前景者莫如鳖、鲵(俗称娃娃鱼)及黄鳝。鳖之开发已受重视,武关一带不乏养鳖专业户,且有养鳖学会。
    就珍禽言,“往还多野鸟”为本境一显著特点。唐代商山谊鸟为贡品,清代本境峦庄天桥河尚有“身大如羊”的鹈鹕鸟。迄今,山川寻常可见锦鸡,其毛为珍饰,肉为佳肴,是为一大潜在资源优势。
    就草木言,县内现有树种174类,不乏银 、核桃、葡萄、五倍、漆、桐等。秦末“四皓”隐居商山,即以“紫芝疗饥”,年皆髦耋。商芝肉为乡土名菜,商地素称“芝田”。境内满山遍野之商芝,自行繁衍,千年不息,且无污染。香苜蓿亦为龙驹寨一特,为它处鲜见,系特种食用香料。猴头菌小者如拳,大者如碗,以鸡鸭汤炖之,鲜美不可言状。鹿角爪,长二三寸,乳白菌类,与猴头同为山珍。境内药材历代不乏贡品,迄今尚有数百品种,开发价值、经济效益高者首推山萸,今已形成基地,有“绿色银行”之誉。
    就矿产言,历来为当政者所青睐。唐、宋即在境内红崖挖铜铸币。明代薛翰林在白阳关冶银,清代民间多以赵川铁打造农具。近年经多次普查,全县金属、非金属矿种多达十个系列,数十矿种,数百矿点。尤以金、铜(中型矿)、石墨(藏量居陕西之冠)、石灰石、花岗岩、大理石、石榴籽石、钾长石、水晶石具较高开发价值。改革开放以来,部分已经上马。
    商山,有尧子、尧女、舜子及虞司徒契分封之说。秦汉之交的“四皓”隐居商山。晋代葛洪入“商山修炼”。唐代李白遍游商山,数年北去。宋代道教南派初祖张紫阳“飞升”于龙驹寨;理学家邵雍“游商居八年”;司马光经商盛赞“地胜得逍遥”。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自龙驹寨荡舟丹江,南下武当。清代郑板桥、谭嗣同,民国于右任皆历商。保留有大量讴歌商山、丹水题咏。凡此,诚谓商山自古是胜游。商州“八景”、“十观”,本境即有6处。境内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者6处。全县迄今尚有古遗址12、革命遗址6、著名古建筑12、古墓2处。历史文物、革命文物藏品千余件,含罍、觚、鼎、钫等诸多青铜器,戈、矛、剑、弩等兵器,夔纹、云纹、凤纹、鹿纹、“商”字、“武侯”、“千秋万岁”瓦当,“四神”空心砖,铜印(三颗),及唐寅、郑板桥书画,红军长征遗物等珍品。尤有初为唐建的棣花法性寺,方经修葺的棣花金代二郎庙、关帝庙,新近彩绘的龙驹寨船帮会馆(花庙),商镇汉代四皓墓,唐崔湜开山处(月日潭),始于龙驹寨的徐霞客丹江漂流观光线,还有尚待整修的商鞅封邑城址、武关城遗址、寺底铺龙台观及龙洞。凡此,如颗颗明珠,一线相串于上伊国道丹凤段。商山旅游线的开发,将使本境悠久历史文化大放光彩,促进中外经济、文化的交流。
    (四)
    在以原始农业为主体的古代农业社会,山高水清、地阔民勤的本境,“空谷深山,皆闻鸡犬,老岩绝壑,亦长菽麦,兼有丝蚕蜡虫,椒桃漆药,诸蓄百产,足补衣食。”张仪曾以“私商於以为富”说楚。唐曾以丹江为贡道,使龙驹寨码头更臻繁荣。然金、宋长期在境内鏖战,使其经济一度陷入低谷。
    明代万历、天启年间,码头复苏,“龙驹一镇,康衢数里,巨屋千家,鸡鸣多未寝之人,午夜有可求之市。是以百艇联樯,千蹄接踵,熙熙攘攘”。志称龙驹寨“五方杂沓之地,都会繁华之乡”。但由于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,明末战火后龙驹寨码头经济再度崩溃,闹市成为废墟。《商志》称:“穷边下邑,叠罹兵烽,百度俱废,民生凋残。”其时有联日:“一带商洛,山水所占十居八九;四郊黎庶,富足之家千无二三。”
    清代中期,码头方再度复荣。帆樯如林,商贾如云,千户成廛,万蹄通货。一个小小的山城,即有“十大会馆”、“十八座庙宇”。龙驹一镇之厘金岁额“居全陕之冠”。其后,又因兵灾匪患迭加,特别是豫省乱军李长有血洗龙驹寨后,全城一片瓦砾。又因陇海铁路通车,商家多弃水就陆,使丹江木船运输日渐冷落,龙驹寨码头再次衰败。这反映了码头经济的不稳定性,由于缺乏根基而随着水陆交通的兴衰而兴衰,且极大影响着全境整体经济之起伏。
    境内经济之窘困,不仅受境内战争及码头经济之影响,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,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提高。据解放初统计,全县地主493户,2826人,人均占有耕地5.3亩(多为良田),而贫苦农民3.4万户,16.16万人,人均土地仅2.1亩(多为山坡地)。按1949年产量计算,地主阶级人均有粮392.2公斤,贫苦农民人均有粮约100公斤。其中峡河乡地主人均土地6.7亩,而贫农人均耕地仅0.3亩。在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下,依靠土里刨食的农民特别是山民,终年劳累,不得温饱,不乏岩居穴处,草衣木食者。直到初解放,深山尚有全家只有一条裤子户,广大山民,饔飧不继,多以糠菜度日。诸多人家,不过年不吃米,不过节不吃面,不来客不吃盐。南北山之小脚妇女,多有一生未进过县城者。直至土地改革后,广大农民方实现了千百年来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夙愿,从而解放了生产力。然,其后又受到“左”的影响,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长期徘徊,个别生产队一个工分值几分钱、几两粮。农村改革后,方再度回升。特别是,经过几年的“造血”扶贫,从而使广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条件明显提高。纵比,今昔已无法同日而语;横比,与富裕地区人均钱粮相较,则仍悬殊,尚系秦巴山区特困县。今天,处于改革大潮中的丹凤人民,正在生于斯,长于斯的脚下这块热土上,走“依山致富”之路,加速由脱贫迈向小康。